记兴国；红军、秀英传《三》

危秀英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后，即奉命随中国人民解放军，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在一九四九年十月，至一九五三年四月。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，江西省委妇女委员会书记。

在一九五０年七月，至一九五三年四月期间。危秀英任江西省妇联，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主任。于一九五０年十一月，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，出任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。她严格自己廉洁奉公，是江西妇女界的优秀领导者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新，危秀英在江西任职期间。经常带着省市的妇女干部，深入到乡镇村寨进行调研。在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中，她与医务人员交谈。得知治血吸虫病只是治标，而不能从根本上，去根治血吸虫病的病源。

最好的办法是要消灭田间地头，河沟水渠中的钉螺，从源头杜绝血吸虫病的发生。她将这一严重问题写成报告，上报中共江西省委和省政府。

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，成立了研究和预防血吸虫病的领导小组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，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性运动。

秀英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，又把血吸虫病写成大会提案，并附上实况调查材料。毛泽东主席在当天阅读了提案，并批“送瘟神”三字。中央随即布置有关省市区，发动群众开展了一场消灭钉螺，防治结合的人民战争。

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，江西省境内取得了，消灭血吸虫病全面胜利。毛泽东得知后欣然写下了，“送瘟神”七律诗一首。江西迎来了“春风杨柳万千条”的新天地，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，也不会忘记为他们“送瘟神”的危秀英。

志愿军赴朝作战后的一九五二年七月，秀英出任赴朝慰问总团的副团长。代表祖国人民慰问抗美援朝战场上，抗击美帝国立义的志愿军将士。

在江西的红土地上,工作了四年后，秀英奉调北京。任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，副部长及服务部副部长等职。同年调往华南农垦总局，任副局长兼中共党组成员。一九五六年任广东省农垦厅副厅长，出任省农垦厅党组书记等职。

在广东工作期间，曾任中共广东省委，监委专职监察员。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，秀英的脑袋蒙了。凭着对共产党的忠诚和信用，任过广东省革委会留守组副组长。利用自已的特殊经历和身份，尽可能去保护那些值得保护的人。

从江西的红土地来到南国广东，秀英的大部分时间都扎在海南岛上．在橡胶园里农场中渔岛上，到处留下了她的身影。对橡胶园的开垦管理，犁耙农活毫不生疏。有时会接也犁耙，吆喝着黄牛干起活来了。

秀英是一位老红军，她的工资级别高，但她又是最穷的领导。在广东的十几年里，扶贫济困成了她的职责。有的时侯还不到月中，自巳的工资更被送光了。可她自已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添置，勤俭朴素已是秀英的传统美德。
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危秀英和不少中央领导都有过合影。穿的是一件旧大襟衣服，没有一点厅局干部的架子。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，不少干部受到冲击，唯有危秀英是个例外。就连造反的大学生，也不敢触及这位老大姐。

当年在华南农垦局的楼房上，群众自觉地挂出了“向老红军战士危秀英学习”大型横幅。人们象捍卫母亲一样，捍卫着危秀英的尊严。在农垦战士们目中，秀英就是他们的母亲，任何人企图诋毁危秀英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

因为身体健康原因，一九七０年的秋天，危秀英奉命调离了海南岛。从祖国的南大门，又回到了红土地的南昌城。任江西省政协常委，和她一起回到江西故里的，还有刚满二十岁的女儿危敏。

秀英自六岁离开瑞金叶坪，乌泥塘再也沒有回去过。此时的危秀英已经过了六十岁，她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。在陕北的瓦窑堡时，曾与同走长征路的，红一方面军钟亦兵。有过短暂的婚姻，后来由于多方面原因离异了。她奉命离开陕北来到赣南，全身心地投入抗击日冠的战斗中。

女儿危敏来到秀英身边，深含着戏剧性的情缘。那是二十年前在南昌时，危秀英时任江西省妇联主任之职时。那天和女于部们从办公楼出来，见门外台阶上放着个包裏，中有个半岁大女孩“哇哇”哭着。女干部们抱来抱去还是哭，传到秀英伓里却是笑了。

干部们笑着道“这孩子和大姐有缘，危大姐沒孩子，就留下她吧”。秀英笑眜眯地抱紧女孩，听从了同志们的建议，当上名叫危敏小女孩的妈妈。

从此秀英带着宝贝女儿危敏，走北京进中南海。去邓颖超家做客，母女俩形影不离。再去广东海南岛任职，在那里女儿危敏长大了。经历了南海中的聚风暴雨，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磨练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。她和妈妈一样意志坚强。危敏跟着妈妈从广州，回到自已出生地南昌。

妈妈进了江西省政协工作，自已被安排到工厂上班。七二年全国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。她向母亲提议过，可妈妈却置之不理。八十年代最后一批工转干，女儿的要求还是被妈妈拒绝了。

妈妈一生经历过大多磨难，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。一路来她见过了历次政治斗争残酷性。她让女儿危敏生活在基层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最好。

危秀英生于清宣统二年，殁于公元二００五年，享年九十五岁而终。她为推翻吃人的旧世道而奋斗，终生守护着真理，成为危氏宗亲永远的楷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