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德”者，人人永远一心做事之谓也。称其具体活动为“德行”，是谓道德或者品德。源于实践活动的“德”，是人类求生存谋发展的灵魂。舜说：“上德不厚而行武，非道也。”姜子牙说：“德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” 老子说：“重积德则无不克”。他们所讲的都是“正德”的能量。

一、关于“正德”之源

老子说：“能知古始，是谓道纪。”知“正德”之始源，可知中华民族魂之所在。从史籍记载看，华夏大地上“正德”的实践之源在上古之世。

韩非著《五蠹》篇，曰：“上古之世，”“有圣人作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，而民悦之，使王天下，号之曰有巣氏。”又：“有圣人作，钻燧取火以化腥臊，而民悦之，使王天下，号之曰燧人氏。”

称上述社会实践是中华民族魂“正德”之源。读者会问：何以为证？笔者回答：有姜子牙与 老子“论德”可以佐证。

周文王跟姜子牙“论政、论兵与论道”，曰：“故圣人聚人而为家，聚家而为国，聚国而为天下”（《武韬·文启》）。在这里，“聚人而为家”，指的当是“有巣氏”；“聚家而为国”，指的当是炎黄始创有序治理社会；而“聚国而为天下”，指的则是夏启立国。由是，姜子牙认为“德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”“好德而归利，能生利者，道也。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”（《文韬·文师》）

姜子牙想告诉人们，上述“圣人”的“铸魂”行为，是为天下人“求生存谋发展”。这，就是始创的“正德”之行成功因素的雏形表现。

老子则用“圣人常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赞誉上述行为是“德善”与“德信”（《老子》四十九章），是“道生之，德畜之。”（同书五十一章）是“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；”“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”（同书五十四章）他书契文字，想告诉子孙，上述圣人始创的“正德之行”和路，是以德生德，以德养德。

古人类树上巢居，既躲避了猛兽虫害，又促使古人类从群居、群婚的不文明踏上了对偶婚配、始建个体家庭的文明之路。这就是，“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；外其身而身存。”（《老子》七章）“重积德则无不克”（同书五十九章）的突出表现，其“正德之行”的成效是非常大的。

上述文字足以佐证，“正德之行”非文字文化的始创与实际运作，是从“有巣氏构木为巢避群害”和“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”时期开始的。

在这里，用中国人的文字记载佐证中国的历史真实，对于唯历史文物佐证者来说，不屑一顾。所以，用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再次佐证，也许会获得积极的成果。 这就是：虽然，时至今日人们“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”古人类“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”，躲避了虫蛇猛兽的袭击，生存了下来；古人类“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，”由此改变了纯粹吃生食的旧习贯，开始吃用火烤熟或半熟的食品。这，跟韩非所述基本一致。所以，只要是一个承认“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”马克思主义者，对上述中国古人类的几千年进化的客观存在，在认识认知过程中，必然会实事求是地反映给读者。因为，中国古人类社会进化与进步的历史真实被韩非和恩格斯所佐证。（上述黑体字引文，均参阅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四卷上17-18页）。

在中国，上古人类的群婚活动跟对偶婚配创建个体家庭相比较，显然是：前者并“不文明”，后者是初步进入相对文明的时代。所以说，华夏大地上“有巣氏”始创的树上巢居“身教言传优秀传统文化”，就是中华民族开创古代文明时代的开始。其“以百姓心为心”的“正德之行”（身先士卒、很有品德的行为），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繁衍至今的灵魂，是后来始创雏形国家组织的根本。

二、关于正德与正道

在传承与践行“正德之行”活动中，炎帝“德”之行的主要表现是：发明耒耜农耕和始创、创新农耕文化；发明中医药治病与防病；黄帝“德”之行的突显是：发展家居文化，始创宫廷建筑和建筑文化、统一使用初创的文字；特别是施仁德不杀侵凌农耕区的九黎族人，把华夏大地上无序社会推向有序治理，率领中华民族传承传播“正德之行”（简称：德行），运作创新性有序社会。

这种“一者阶于道，几于神”（黄帝语）的“德行”，作为民族魂，被“以德养德”和“以德生德”活动传承传播了下来。传承到舜，有苗族人不服。禹建议，进行讨伐。舜曰：“不可。上德不厚而行武，非道也。”在舜看来，有苗族人不服管理，是他“德行”教育不够厚重而产生的，要用武力讨伐，不是他要走的道路。于是，舜对有苗族人“修教三年，执干戚舞”，即有苗族人终于心悦诚服。参阅韩非：《五蠹》。

舜上述之言传和行为，是将上古传承传播下来的“德行”之魂在有序治理社会过程中，创新与发展成为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。

对此，老子大加赞扬：“含「德」之厚，比于赤子。”《老子》五十五章。

“道”字的产生，在黄帝时期；“德”字的产生，在舜时期。从字形看，“道”者，首领（头儿）坐车所走的路是也。演绎成“道路”；文字产生后，伴生出道理。从舜的说话与阻止动武的作法看，“厚德之行”的“理”和所走的道路，就是实实在在的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，简称“德行”。

创造“德”字，从字形看，“德”者，系“彳音chi”在汉字中为“双人”部首，亦即“二人”是也。傍、上下“十四一心”，合为德。大意应当是：人人在“世事”（方言：人世、社会（十），处事（四）四方）活动中上下结成一心。用现代人话讲，就是在人世间，人人永结同心，同为一心，求生存谋发展。

在舜那里，“德”在前，“道”在后，“德与道”的含义，已经由原先的感性活动上升到运用品德、德行的理念和道理指导与治理社会的理性阶段，是在开辟以德育人、服人和养人的道路，不是单一用武力压人的无德性野蛮。所以，舜的这一实践，不仅仅只是践行和始创“厚德之道”与“厚德之行”，更重要的是他对史传的“德行”文化进行创新与发展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构建社会文明的高尚品德与要走的道路。

“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”的时代出现，“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”（《老子》五十一章）由是，“道德”和“尊贵”两个概念油然而生并在社会进步与发展中，演绎成“道德尊贵”。老子成了倡行“道德”的始祖。

三、华夏德文化的传承与拓展

有巣氏始创“身教言传优秀传统文化”，是中华民族“德行”铸魂的发端。其“德行”实践的具体体现，就是教习众人同结一心，构木为巢避群害，开创出有利于古人类的生存空间。其“德行”获得的很大成功是：“劳动创造了人类，劳动创造了世界。”即当时的筑巢劳动，把众人连聚在一起，产生了一定凝聚力，加速了中国古人类肢体和大脑的发育与进化。巢居树上的狭小空间容不下不够文明的群偶活动，伴生出对偶繁衍下一代，建立个体家庭，促使中国古人类的雏形文明社会在华夏大地上油然而生。

对此，姜子牙认为：“生天下者，天下德之；”（《武韬·顺启》）“德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”……“好德而归利，能生利者，道也。”按照这种道路走下去，“天下归之。”（《文韬·文师》）这是文字对“德文化”成效的拓展。

所以，“德行”，即“以百姓心为心”从有巣氏身体力行开始，历经几千年磨砺，到舜提出“厚德”理念并切实运作，使这种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，在生活活动与社会互动交流中，作为中华民族的“灵魂”传承传播与践行着，不断促使中华民族在构建社会文明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。

禹身体力行，继承、传承祖传“厚德之行”，“身执耒臿以为民先”，身先士卒教习民众农耕稼穑，任用“弃”为“后稷”（农业官），指导、督导农业生产的发展，解决民以食为天的根本问题。

夏启立国，建立了雏形国家组织，是为华夏大地上第一个国家。夏启的主要“德行”是：检查与督导“禹之禁”的实施与落实，将首创利农的维护生态平衡传承传播给下一代。即：“春三月山林不登斧，以成草木之长；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，以成鱼鼈之长。”（参阅《中国法制史》19页）这种 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，可以说，就是夏启立国、构建社会文明的一个根本。

夏桀大搞“巫风”，失德亡国，由商殷王国取代。伴生出“正德”与非正德的矛盾的对立统一，推动着“正德行为”与“负德行为”的斗争与发展。

商殷王国传承祖传“正德之行”。其文字显示曰：“帝太戊立，听从伊尹之言，善政修德，伊陡赞言于巫咸，”另有，伊尹作“咸有一德”（参阅《中国文书史稿》14、15页）。证明：治国理政的“一德”活动被传承了下来。而王族争权夺利，发生内乱，证明是“失掉祖德”所致。所以，盘庚治乱，并提倡“一德”，大呼：“式敷民德，永肩一心。”他要求王族人遵从祖传的“一德”，“永远同心同德”。运用倡导的“正德”行为，巩固和维护商殷统治之长久。

殷纣王，“剖比干观其心”，“焚灸忠良，刳剔孕妇”，失“正德”，行负面恶德至极点，致使众叛亲离，兵败牧野，自焚鹿台，被以“明德慎罚”为宗旨的姬周所灭。文明无前的姬周王国建立，使姜子牙提出“生天下者，天下德之”的“论德”术，得到了充分地实现。

姬周王国统治者继承并拓展祖传的“正德之行”，史无前例制定“明德慎罚”的《周礼》，用文字规定和规范“国人”的生活活动与社会互动交流；首开先河，把“德主刑辅”提升到了立法、司法、执法的高度；始创对百官进行“监察和考核制度”，广行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，打造出“德治为主”、刑罚为辅流芳百世的“成康之治”。

对此，老子说：“执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”“为天下溪，常德不离，”……“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。”（三十五章、二十八章）“上德若谷；广德若不足”（同书四十一章）。

周幽王“坏法损德”，命丧骊山。老子指责说：“轻则失根，躁则失君。”（同书二十六章）由是，姬周王国被推上战乱550年的灭亡之道。可见，正德正道一旦被毁，必然伴生出非正德和非正道即“负德”，在生死搏斗中，产生新的“正德与正道”。这就是：赢秦王国灭姬周，灭六国，建立了开创中国封建社会新纪元的赢秦帝国。

秦始皇传承祖传的“正德之行”，废王制，立帝制，废分封，行郡县；制定新《秦律》，依法治国理政、依法治农（上农除末以固本）、严法治吏、始创“国家监察机关（御史台）”；同书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；修筑秦直道、驰道与五尺道，兴修水利等。特别是，在立法、司法、执法过程中，区别对待，适度量刑治罪，将“正德之行”贯穿于司法运作的全过程。其辉煌成果是：“当时粮价‘石卅钱’，万钱可买粮食三百三十余石。”（《中国法制史》93页）可惜，始皇英年早逝（49岁左右）。可恨，赵高擅自篡改《秦律》，毁掉正德与正法，将赢秦帝国推入覆亡的深渊。

秦亡，汉承秦制。此后，凡是“德主刑辅”，施“厚德之道”，行“厚德之行”的统治者，其统治的时间都比较长久。如：刘氏两汉时长“四百零六年。” 李唐帝国统治时长“二百九十年。”参阅《简明中外历史辞典》27、94页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创行“贞观之治”的唐太宗，崇尚尧、舜、周的“正德之治”，在全国办学，推行开放性“德治”教育。同时吸纳外国贵族子弟入国学，把中国的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传播到世界各地。李世民践行“正德之治”的突出表现是：平和解决“僚人作乱”和妥善安置降唐的“数十万”突厥人，并接纳“入住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。”以“厚德之行”，解决降唐突厥人的基本生活，保障了他们的生存。“六三〇年，四方君长到宫门前请唐太宗称天可汗。”（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二八〇页）此种“德行”，给李唐帝国走向珠峰之巅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综上所述，有巣氏始创“正德之行”，炎黄传承拓展“正德之行”，舜创新“厚德之道与行”，禹身体力行祖传的德行；夏启传承祖德；盘庚倡导“正德之治”；周文王“明德慎罚”将中国“正德之治”的“德文化”提升到文字立法的高度；唐太宗将中国祖传的“德文化”推上珠峰之巅。老子崇尚“正德之行”，著文《老子》，35次谈正德、论正德，极力主张在社会活动中“重积德则天下克”，要“常德不离”。在文字上，把中华“正德之治”的“德文化”，书契于竹简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被传承传播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