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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论正德与始源

主论正德与始源

作者:尹兴义
  详细介绍:

“德”者,人人永远一心做事之谓也。称其具体活动为“德行”,是谓道德或者品德。源于实践活动的“”,是人类求生存谋发展的灵魂。舜说:“上德不厚而行武,非道也。”姜子牙说:“德之所在,天下归之。” 老子说:“重积德则无不克”。他们所讲的都是“正德”的能量。

一、关于“正德”之源

老子说:“能知古始,是谓道纪。”知“正德”之始源,可知中华民族魂之所在。从史籍记载看,华夏大地上“正德”的实践之源在上古之世。

韩非著《五蠹》篇,曰:“上古之世,”“有圣人作,构木为巢以避群害,而民悦之,使王天下,号之曰有巣氏。”又:“有圣人作,钻燧取火以化腥臊,而民悦之,使王天下,号之曰燧人氏。”

称上述社会实践是中华民族魂“正德”之源。读者会问:何以为证?笔者回答:有姜子牙与 老子“论德”可以佐证。

周文王跟姜子牙“论政、论兵与论道”,曰:“故圣人聚人而为家,聚家而为国,聚国而为天下”(《武韬·文启》)。在这里,“聚人而为家”,指的当是“有巣氏”;“聚家而为国”,指的当是炎黄始创有序治理社会;而“聚国而为天下”,指的则是夏启立国。由是,姜子牙认为“德之所在,天下归之。”“好德而归利,能生利者,道也。道之所在,天下归之。”(《文韬·文师》)

姜子牙想告诉人们,上述“圣人”的“铸魂”行为,是为天下人“求生存谋发展”。这,就是始创的“正德”之行成功因素的雏形表现。

老子则用“圣人常无心,以百姓心为心”赞誉上述行为是“德善”与“德信”(《老子》四十九章),是“道生之,德畜之。”(同书五十一章)是“修之于身,其德乃真;”“修之于天下,其德乃普。”(同书五十四章)他书契文字,想告诉子孙,上述圣人始创的“正德之行”和路,是以德生德,以德养德。

古人类树上巢居,既躲避了猛兽虫害,又促使古人类从群居、群婚的不文明踏上了对偶婚配、始建个体家庭的文明之路。这就是,“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;外其身而身存。”(《老子》七章)“重积德则无不克”(同书五十九章)的突出表现,其“正德之行”的成效是非常大的。

上述文字足以佐证,“正德之行”非文字文化的始创与实际运作,是从“有巣氏构木为巢避群害”和“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”时期开始的。

在这里,用中国人的文字记载佐证中国的历史真实,对于唯历史文物佐证者来说,不屑一顾。所以,用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再次佐证,也许会获得积极的成果。 这就是:虽然,时至今日人们“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”古人类“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”,躲避了虫蛇猛兽的袭击,生存了下来;古人类“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,”由此改变了纯粹吃生食的旧习贯,开始吃用火烤熟或半熟的食品。这,跟韩非所述基本一致。所以,只要是一个承认“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”马克思主义者,对上述中国古人类的几千年进化的客观存在,在认识认知过程中,必然会实事求是地反映给读者。因为,中国古人类社会进化与进步的历史真实被韩非和恩格斯所佐证。(上述黑体字引文,均参阅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四卷上17-18页)。

在中国,上古人类的群婚活动跟对偶婚配创建个体家庭相比较,显然是:前者并“不文明”,后者是初步进入相对文明的时代。所以说,华夏大地上“有巣氏”始创的树上巢居“身教言传优秀传统文化”,就是中华民族开创古代文明时代的开始。其“以百姓心为心”的“正德之行”(身先士卒、很有品德的行为),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繁衍至今的灵魂,是后来始创雏形国家组织的根本。

二、关于正德与正道

在传承与践行“正德之行”活动中,炎帝“”之行的主要表现是:发明耒耜农耕和始创、创新农耕文化;发明中医药治病与防病;黄帝“”之行的突显是:发展家居文化,始创宫廷建筑和建筑文化、统一使用初创的文字;特别是施仁德不杀侵凌农耕区的九黎族人,把华夏大地上无序社会推向有序治理,率领中华民族传承传播“正德之行”(简称:德行),运作创新性有序社会。

这种“一者阶于道,几于神”(黄帝语)的“德行”,作为民族魂,被“以德养德”和“以德生德”活动传承传播了下来。传承到舜,有苗族人不服。禹建议,进行讨伐。舜曰:“不可。上德不厚而行武,非道也。”在舜看来,有苗族人不服管理,是他“德行”教育不够厚重而产生的,要用武力讨伐,不是他要走的道路。于是,舜对有苗族人“修教三年,执干戚舞”,即有苗族人终于心悦诚服。参阅韩非:《五蠹》。

舜上述之言传和行为,是将上古传承传播下来的“德行”之魂在有序治理社会过程中,创新与发展成为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。

对此,老子大加赞扬:“含「德」之厚,比于赤子。”《老子》五十五章。

“道”字的产生,在黄帝时期;“”字的产生,在舜时期。从字形看,“道”者,首领(头儿)坐车所走的路是也。演绎成“道路”;文字产生后,伴生出道理。从舜的说话与阻止动武的作法看,“厚德之行”的“理”和所走的道路,就是实实在在的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,简称“德行”。

创造“”字,从字形看,“”者,系“彳音chi”在汉字中为“双人”部首,亦即“二人”是也。傍、上下“十四一心”,合为德。大意应当是:人人在“世事”(方言:人世、社会(十),处事(四)四方)活动中上下结成一心。用现代人话讲,就是在人世间,人人永结同心,同为一心,求生存谋发展

在舜那里,“”在前,“道”在后,“德与道”的含义,已经由原先的感性活动上升到运用品德、德行的理念和道理指导与治理社会的理性阶段,是在开辟以德育人、服人和养人的道路,不是单一用武力压人的无德性野蛮。所以,舜的这一实践,不仅仅只是践行和始创“厚德之道”与“厚德之行”,更重要的是他对史传的“德行”文化进行创新与发展,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构建社会文明的高尚品德与要走的道路。

“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”的时代出现,“道之尊,德之贵,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”(《老子》五十一章)由是,“道德”和“尊贵”两个概念油然而生并在社会进步与发展中,演绎成“道德尊贵”。老子成了倡行“道德”的始祖。

三、华夏德文化的传承与拓展

有巣氏始创“身教言传优秀传统文化”,是中华民族“德行”铸魂的发端。其“德行”实践的具体体现,就是教习众人同结一心,构木为巢避群害,开创出有利于古人类的生存空间。其“德行”获得的很大成功是:“劳动创造了人类,劳动创造了世界。”即当时的筑巢劳动,把众人连聚在一起,产生了一定凝聚力,加速了中国古人类肢体和大脑的发育与进化。巢居树上的狭小空间容不下不够文明的群偶活动,伴生出对偶繁衍下一代,建立个体家庭,促使中国古人类的雏形文明社会在华夏大地上油然而生。

对此,姜子牙认为:“生天下者,天下德之;”(《武韬·顺启》)“德之所在,天下归之。”……“好德而归利,能生利者,道也。”按照这种道路走下去,“天下归之。”(《文韬·文师》)这是文字对“德文化”成效的拓展。

所以,“德行”,即“以百姓心为心”从有巣氏身体力行开始,历经几千年磨砺,到舜提出“厚德”理念并切实运作,使这种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,在生活活动与社会互动交流中,作为中华民族的“灵魂”传承传播与践行着,不断促使中华民族在构建社会文明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。

禹身体力行,继承、传承祖传“厚德之行”,“身执耒臿以为民先”,身先士卒教习民众农耕稼穑,任用“弃”为“后稷”(农业官),指导、督导农业生产的发展,解决民以食为天的根本问题。

夏启立国,建立了雏形国家组织,是为华夏大地上第一个国家。夏启的主要“德行”是:检查与督导“禹之禁”的实施与落实,将首创利农的维护生态平衡传承传播给下一代。即:“春三月山林不登斧,以成草木之长;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,以成鱼鼈之长。”(参阅《中国法制史》19页)这种 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,可以说,就是夏启立国、构建社会文明的一个根本。

夏桀大搞“巫风”,失德亡国,由商殷王国取代。伴生出“正德”与非正德的矛盾的对立统一,推动着“正德行为”与“负德行为”的斗争与发展。

商殷王国传承祖传“正德之行”。其文字显示曰:“帝太戊立,听从伊尹之言,善政修德,伊陡赞言于巫咸,”另有,伊尹作“咸有一德”(参阅《中国文书史稿》14、15页)。证明:治国理政的“一德”活动被传承了下来。而王族争权夺利,发生内乱,证明是“失掉祖德”所致。所以,盘庚治乱,并提倡“一德”,大呼:“式敷民德,永肩一心。”他要求王族人遵从祖传的“一德”,“永远同心同德”。运用倡导的“正德”行为,巩固和维护商殷统治之长久。

殷纣王,“剖比干观其心”,“焚灸忠良,刳剔孕妇”,失“正德”,行负面恶德至极点,致使众叛亲离,兵败牧野,自焚鹿台,被以“明德慎罚”为宗旨的姬周所灭。文明无前的姬周王国建立,使姜子牙提出“生天下者,天下德之”的“论德”术,得到了充分地实现。

姬周王国统治者继承并拓展祖传的“正德之行”,史无前例制定“明德慎罚”的《周礼》,用文字规定和规范“国人”的生活活动与社会互动交流;首开先河,把“德主刑辅”提升到了立法、司法、执法的高度;始创对百官进行“监察和考核制度”,广行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,打造出“德治为主”、刑罚为辅流芳百世的“成康之治”。

对此,老子说:“执大象,天下往。往而不害,安平泰。”“为天下溪,常德不离,”……“为天下谷,常德乃足。”(三十五章、二十八章)“上德若谷;广德若不足”(同书四十一章)。

周幽王“坏法损德”,命丧骊山。老子指责说:“轻则失根,躁则失君。”(同书二十六章)由是,姬周王国被推上战乱550年的灭亡之道。可见,正德正道一旦被毁,必然伴生出非正德和非正道即“负德”,在生死搏斗中,产生新的“正德与正道”。这就是:赢秦王国灭姬周,灭六国,建立了开创中国封建社会新纪元的赢秦帝国。

秦始皇传承祖传的“正德之行”,废王制,立帝制,废分封,行郡县;制定新《秦律》,依法治国理政、依法治农(上农除末以固本)、严法治吏、始创“国家监察机关(御史台)”;同书文字、统一度量衡;修筑秦直道、驰道与五尺道,兴修水利等。特别是,在立法、司法、执法过程中,区别对待,适度量刑治罪,将“正德之行”贯穿于司法运作的全过程。其辉煌成果是:“当时粮价‘石卅钱’,万钱可买粮食三百三十余石。”(《中国法制史》93页)可惜,始皇英年早逝(49岁左右)。可恨,赵高擅自篡改《秦律》,毁掉正德与正法,将赢秦帝国推入覆亡的深渊。

秦亡,汉承秦制。此后,凡是“德主刑辅”,施“厚德之道”,行“厚德之行”的统治者,其统治的时间都比较长久。如:刘氏两汉时长“四百零六年。” 李唐帝国统治时长“二百九十年。”参阅《简明中外历史辞典》27、94页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创行“贞观之治”的唐太宗,崇尚尧、舜、周的“正德之治”,在全国办学,推行开放性“德治”教育。同时吸纳外国贵族子弟入国学,把中国的“厚德之道”和“厚德之行”传播到世界各地。李世民践行“正德之治”的突出表现是:平和解决“僚人作乱”和妥善安置降唐的“数十万”突厥人,并接纳“入住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。”以“厚德之行”,解决降唐突厥人的基本生活,保障了他们的生存。“六三〇年,四方君长到宫门前请唐太宗称天可汗。”(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二八〇页)此种“德行”,给李唐帝国走向珠峰之巅,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综上所述,有巣氏始创“正德之行”,炎黄传承拓展“正德之行”,舜创新“厚德之道与行”,禹身体力行祖传的德行;夏启传承祖;盘庚倡导“正德之治”;周文王“明德慎罚”将中国“正德之治”的“德文化”提升到文字立法的高度;唐太宗将中国祖传的“德文化”推上珠峰之巅。老子崇尚“正德之行”,著文《老子》,35次谈正德、论正德,极力主张在社会活动中“重积德则天下克”,要“常德不离”。在文字上,把中华“正德之治”的“德文化”,书契于竹简,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被传承传播了下来。
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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